其效果不会限于概念比较，更可能提供一个新视角，一种新可能，勾连、整合传统农耕中国的一些社会实践、制度措施、思想甚或感慨，让我们从中感知和理解一些不高大上但对当下有意义的洞识和智慧，从先前感知的一片凌乱中看见了某种稳定的格局。
视网膜上的图像就是表象或直观。基础规范为法律语句的合法言说所预设，应是凯尔森的理论要最终达致的结论。
而思想是不能由感官感觉的东西……感官可感觉的东西都排除在可以考虑真这个问题的领域之外。[49]由于语言与世界的同构性，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先验的逻辑句法规制着我们的语言同时也规制着实然世界，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意义的生产自然也就被笼罩在这个结构里。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凯尔森法哲学之内在结构便能得到较为清晰、透彻的展现。[42] 此处便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逻辑空间。但一般来说，符号、符号的意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具有如此的联系，即一个符号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意义，而一个特定的意义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意谓，但一个给定的意谓（一个对象）并不仅仅隶属于一个符号。
摘要: 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法哲学理论之一，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提供了诸多洞见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惑。如前所述，我们对实然世界的把握是通过语言实现的，亦即我们通过表达和理解思想来把握事实，因而我们的认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理解意义的活动。权利需要以实体法规范为前提，但合法利益是否必须具有实体法上的根据，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
换句话说，在这类案件中，充足利害关系的议题不能抽象地或者作为孤立的议题予以考量：其必须与法律和事实背景结合起来考虑。该项规定具有体系决定的意义，并且形塑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法院进行的诉讼救济就是权利的保障(Rechte-Schutz)。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大量边界情形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不再能预见到其结果。[51]在19世纪后半期，越权诉讼的可受理性不再受到援引一项被侵犯的权利(droit privatif)的限定。
在法国的越权之诉中，起诉人仍必须主张被诉行为对其利益造成了特别、确定和直接的损害。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合法性审査原则降格为合法性审查规则。
米舒(Michoud)提醒，在公法领域，斗争是发生在两部分人之间，一部分是试图维护那些古老的私法概念……，另一部分则认为这些概念不充分、随意，过于形式化，试图用一些更接近社会现实的概念来代替他们。[63]与阿斯曼主张在一般法律规范的解释中赋予基本权利以规范内效力不同，很多学者也主张宪法和基本权利对于以保护规范为导向的主观公权利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四、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是否能够实现合法权益的更有效保护 在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中，有一种常见的误区，即认为保护规范理论以个人主观权利的识别和保护为目的，因而其引入也必然更有利于个人权益的保障。第二，我国行政实体法中有大量鼓励社会参与的相关条款。
[10]为了判断诉的利益的个人性质，法院运用的是利益圈理论。[56]在不同的案件中，法院对这两个标准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解释立场。[27]在此种主观诉讼模式下，个人只能在主观权利受损时请求司法干预。1983年在起草《海上交通法》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昂然念宪法的前述规定时还特别解释：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包括了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其中的控告就是行政相对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民诉法(试行)规定行政诉讼的根据是宪法。
[55](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6页。但显然，此种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成立。
[68]李建良：保护规范理论之思维与应用———行政法院裁判若干问题举隅，载黄丞仪主编：《2010行政管制与行政争讼》，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55页。在英国普通法上，传统观点是：认为救济与权利相关，因此只有那些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救济。
首先，从前文关于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比较可以看出，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要求权益受损并非区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主要标准。一是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功能定位，尚需要更充分的论证。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全是对私法概念的继受 在19世纪末，围绕公法的基础概念和体系，曾经产生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不同观点。理由是：第一，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构建的是一种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诉讼体系。然而，这种观念完全受到了批判不能再维持那种严格个人主义的越权诉讼观念。第三，将司法权之启动和审查范围，局限于个人主观公权利的范围，将使得司法机关主要成为一个维护个人权利的私人机构，其作为国家机关的公共品性如何得以体现？其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公共机构呢？ 正是由于以个人主观权利作为基点确定司法保护范围可能存在保护不足，近年来域外司法实践的普遍趋势都是司法保护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实体法所确定之权利，而更多从事实和后果方面，判断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和行政违法风险。
[14] (三)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重新解释 1989年《行政诉讼法》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大量难以在实体法上找到规范依据之利益，难以得到司法保障。
[62]保护规范理论适用带来的原告资格限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核心仍在于其与我国行政诉讼的整体架构和功能期待是否一致。[47]也正因为如此，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看，保护规范理论被证明缺乏承载力。
法工委的解释是：《行政诉讼法》修改在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前提下，对合法性原则的内涵作了扩大解释，将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也作为违法行为。其次，该原则也指引了法院的审查和裁判权的范围，即法院之审查范围不局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法院如果在审査过程中发现行政行为其他方面违法的，也要作出相应的判断。
在刘广明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引入保护规范理论，提出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48]正是在此意义上，德国学者指出，保护规范理论从一开始就并非灵丹妙药(zauberformel)，其至今仍是一个持续的争议主题。行政实体法因它自身不可克服的‘滞后性，往往导致其不合时宜，无法满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保护其权益的正当诉求。
判决要求，原告用以对抗行政决定的必须是一项确定的权利，一项受到特别保护的权利，一项以私人名义享有的权利。但是到了19世纪二十年代，最高行政法院开始主导判例的转变，欢迎那些针对纯粹的行政管理行为提起的越权诉讼。
[58]赵宏，见前注[44]，第11页。因此，当法律课予行政公法上义务时，其义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不特定多数人之‘公益。
[9]CEa ss., 17 févr.1950, Dame Lamotte. [10]Conclusion sur CESect.28 mai1971, Damasion, Rec.391. [11]CE, 10 février 1950, Sieur Gicquel, requête numéro 1743, rec.p.100. [12]如于安：发展导向的《行政诉讼法》修订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96-101页。陈钟山与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诸暨市好易德商贸有限公司二审行政裁定书，(2017)浙06行终374号。
三、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个人主义与我国公法是否相适 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一个潜在逻辑是个人只能基于救济自身主观权利之目的而请求司法权的介入。[5]但最高法院对这一点并未展开具体分析，而是直接给出了结论。[56]同上注，第1084-1085页。[19]那么，如果将我国行政诉讼定位于主观诉讼，我国的行政诉讼是否具有同样或类似的宪法基础呢？ 根据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史的考察，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主要宪法基础是《宪法》41条，即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袁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④经济和社会影响分析。
原告只能对一个由法律赋予他的或者——基于一项基本权利——他本人直接拥有的权利提出主张，而不可以主张他人或者其他团体的权利。而新保护规范理论则强调，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并非绝对地，或是首要、排他、一次性地从规范制定者的主观意图中探求，而是从整体的规范构造以及制度性的框架条件下获得。
[46](德)哈特穆特·鲍尔：新旧保护规范论，王世杰译，《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0页。三是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可能造成司法保护范围的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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